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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大师

2021-8-24 10:08| 发布者: 中非视界| 查看: 749| 评论: 0|原作者: 周玉柳|来自: 湘楚山地文学

摘要: 魏源——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大师周 玉柳清朝乾隆末年,魏源诞生在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隆回司金潭魏家塅学堂湾村,成长、立业、活跃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地 ...

魏源——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大师

周 玉柳

 

清朝乾隆末年,魏源诞生在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隆回司金潭魏家塅学堂湾村,成长、立业、活跃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与学术成就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近200年来发展方向,本文所要阐述的就是魏源在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的启蒙师作用。

近代现代化,从世界范围来讲,是指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走向工业经济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变过程。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二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商品化,三是思想上的理性化、科学化。西方国家近现代化的时间很早,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欧洲的文艺复兴,使得欧洲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17至18世纪的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完成资本主义化,自从瓦特改进蒸汽机以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很快展开,并且取得显著成效,随即法国、西班牙、美国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同时也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化。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社会阶段,即知识经济社会阶段,这个过程最终完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主要是指加快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

中国近现代化,起始于1860年之后的洋务运动,到现在约160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三个阶段。政治上推翻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经济上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上趋向于理性与科学,打破了传统的闭关锁国与等级森严的制度,实现了平等、法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正在逐步实现之中,预期至本世纪中叶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在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中,有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就是邵阳人魏源。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位思想家,又是中国近代最初的一位思想家;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者,又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开启者;他是第一个将世界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又是中国近现代改革开放的启蒙大师。这是我们对魏源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基本评价。

一、魏源对中国近代学风的影响

学风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孔子说:“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吹草地,草会俯伏,这就是学风的作用。清朝三百年间,一度出现过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实学、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汉学、由魏源创立的经世之学。这三种学风对清朝政府与知识分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其中以魏源的经世之学,影响最大,最深刻,也最持久。

经世,或称经济,是指治理国家。经世致用、通经致用,是指治理国家,注重实用。魏源深刻反省了乾嘉学风,批评这种学风“锢天下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对这类学者给予严格的讽刺,他说:“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1]这是魏源对那些迂腐的文学之士和追求玄妙空虚之道学家们的严厉批判。

经世的目是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他指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2],国家富强不一定讲王道,以王道治国就一定会富强。他说:“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3]”讲究王道,也必须是有用的王道,能够带来国家富强之道,要是空话连篇,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民于水火,也是毫无用处。这就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

魏源的经世思想,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之前。这一时期,清朝的政治虽然日益腐化,阶级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日益艰巨,但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因此魏源的思想主要是对旧的国家治理中存在的弊政进行改革,具有萌芽的资本主义思想,1825年由他代替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思想。第二阶段为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集中爆发,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太平天国的起义,给予清政府沉重的打击,魏源将目光转向更为宽广的世界,由过去的改革弊政,转向为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一思想集中在《圣武记》《海国图志》中。如果说,过去魏源的经世思想是在一个体系内以修修补补为主,那么现在魏源的思想则是在国际背景下思考中国的出路,是如何撬动中国传统思想、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工业、教育、外交近现代化的改革。

二、魏源对中国近代人才的影响

魏源早年曾当过老师,他17岁在县学读书的时候,一边教书,一边读书;21岁到北京后,在原来担任过湖南学政的李宗翰家任私塾老师。这两次教书的生涯都很短暂,对魏源培养经国人才意义不大。魏源所培养的人才,不是在课堂上直接讲课培养人才,而是通过他的思想影响学风,改变教育理念来培养人才。

魏源的经世思想形成后,不仅在全国政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响了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一大批有作为的国家高级领导者的治国理念,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对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变了学校教育的风气。以湖南为例,步魏源之后,曾就读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湖南学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刘长佑、王鑫、李续宜、李续宾、杨昌濬、刘蓉、郭嵩焘、罗泽南、丁叙忠等深受魏源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而成为当时国家政治、军事的主力。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该校的前身即具有浓厚经世氛围的城南书院。他们都是经世致用的栋梁之才,拿起笔杆子可以治国,拿起枪杆子可以安邦。

三、魏源对中国近现代知识的启蒙

中国近现代化的序幕,首先是从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开始的。这一功劳归之于魏源的《海国图志》。

第一,该书产生的背景。清朝封闭锁国、两眼一抹黑的现实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迫切需要国人尤其是统治者睁开眼睛看世界。一直以来,清政府都是闭关锁国,实施严格的海禁措施,“无许片帆入海”,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不许中国人与外国人做生意。然而,正在进行和逐渐完成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西方国家,亟需寻找殖民地与新的市场,它们不断往亚洲、非洲渗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官员搞不清楚英国在哪个方向,不知道英国离俄罗斯、离新疆甘肃有多远。有个广东人编辑了一本英汉词典,被地方官员禁止出版。从元朝开始,西方人就不断来到中国,罗马的马可波罗,还写过一部记载中国风土人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游记,叫做《马可波罗游记》。丝绸之路将中国的物产带到欧洲,也将欧洲的东西带到中国。明朝意大利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此后又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人来中国,他们都有关于欧洲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利玛窦写作《坤舆图说》,艾略儒著《职方外纪》,南怀仁、蒋友仁著《地球全说》。这些书籍,本来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工具,但是被中国人怀疑,视为天方夜谭、童话小说。

这种闭目塞听,无知无畏的现实,迫切需要改变;国人,尤其是各级官员亟需睁眼看世界。这是魏源《海国图志》产生的背景。

第二,该书产生的直接原因。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他一方面购炮买枪,加强防务,另一方面出台禁烟措施,虎门销烟使他一举成为民族英雄。与此同时,林则徐组织人员翻译外国报纸和图书,编辑《四洲志》,使国人了解世界情形。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外敌挑衅与国内投降派双重压力下,林则徐被免职,发配伊犁充军。1841年6月,林则徐途经镇江,好友魏源从杭州前往江口相晤,两人彻夜长谈之后,林则徐将《四州志》及其所搜集的夷书等资料,悉数交给魏源,嘱其编写一部适应国人学习外国长技的专著。此时魏源也在积极思考国家出路问题,于是欣然接受林则徐之托,着手该书的编辑写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一部50卷本《海国图志》出版。魏源在该书的《叙言》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时国人谋求救国图强的良方,从而得到普遍的欢迎。

该书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此以后,中国对世界不再是闭目塞听,也不再是两眼黑。

四、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思想的影响

在当时国人的思想领域,魏源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心中之积患。“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4]人心之积患是什么?不是水,不是火,不是刃,不是金,不是沿海的奸民,不是吸烟贩烟的莠民。而是虚伪、矫饰、畏难、养痈、钻营;而是不做实事,临渊羡鱼,画饼充饥;而是统治者昏庸腐败,政令不通,人才不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如何革除人心之积患。当时的许多贤能之士及后来的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魏源以后,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步在变化。

第一,改变了狂妄自大的思想。中国古代国人均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就好像北斗星一样,被众星拱卫,加上地大物博,这种思想就更是根深蒂固。中国人称中国以外的一切国家都为“夷”或“狄”。所有到北京访问的外国使节都要跪拜,人家不肯跪拜,就不同意接见。魏源说:“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既然世界是圆的,就无所谓中心不中心。而且有“五大洲、四大洋”,有几百个国家。这些知识,对当时的国人确实震聋发聩,大开眼界。

第二认可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最大的冲突是一个讲道,一个讲艺。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有道、有艺、有术、有技、有巧等概念,唯独没有科学一词。为什么没有这个词?因为中国人只讲道,技艺都是末节,是读书人不屑于追求的。古代读书人学习的经典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唯独没有讲求科技的课程;古人将人分为士农工商,讲求科学实践的工排在第三,地位仅高于商人。读书人是不屑于做工做商的,他们要追求道。古代各朝设置有六部,其中有个工部,工部不是搞科学的,而是修房子、修陵园、修桥修堤。国人对西方发达的近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十分轻视,不屑一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轻视科学技术的思想进行了详尽的批判,使人们对西方以艺事为主的文化,逐渐接受,并逐步找到结合点。左宗棠曾指出,不能用中国的道来否定西方的艺;也不能用西方的艺来否定中国的道,而是要两者结合,各取其长。这种思想后来被张之洞演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大力宣传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以迅猛之势影响中国近现代化进程。

五、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影响

魏源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他个人修养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而在政治理想上则追求富国、富民、富上、富官,实现途径上,则讲究变法。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5]又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6]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推崇法古法祖的政治理念,可说是一种近乎颠覆性的理论。

第一,改革国家弊政。魏源思考的范围是很宽泛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内容。他的很多主张都是切实可行的。

一是新疆设省。魏源、龚自珍在19世纪20年代就有这个设想,后来在《圣武记》一书有所表述。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魏源更侧重于从新疆的战略地位来阐述新疆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后来被左宗棠概括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城”[7],作为新疆建省的首要理由向清政府争取,并且最后建省成功。左宗棠1880年给女婿陶桄写信时盛赞魏源《海国图志》:“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8]。可见魏源这一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之深。

二是兵制改革。清朝军队分旗营与绿营。旗营是八旗兵,绿营主要是汉兵。总计国家有军队90万人,但战斗力极差。比如,闽浙有军队近10万人,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后,这些军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清朝军队走到这个地步,主要原因是腐败与兵制。针对这种现象,魏源提出四项改革措施:即改全国调兵为就地招募土著参军制,减少军费开支;实行优胜劣汰制,提高士兵的收入,增强战斗力;学习西洋国家的训练法,提高军队战斗力;发展海军,自造轮船枪炮,加强海防力量。魏源的这些军事改革思想,后来基本上被湘军的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采纳,并收到一定的成效。

第二,推进国家制度改革。近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内容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魏源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极力推崇,他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等书中的材料,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他说:“至墨利加北洲(北美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9]美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对这一政治制度魏源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可垂奕世而无弊”。50年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戊戌变法,根本的主张就是建立君主立宪民主制。梁启超在谈到变革时,认为推其根源,还在于魏源的影响。这是非常恰当的。戊戌变法不仅主张与魏源的思想关联很大,就是具体的改革措施,建立学校,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军队体制,等等,均可从魏源的书中找到来路。戊戌变法之后兴起的辛亥革命,其政治主张与魏源所推崇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如出一辙,可见魏源影响之深远。从这里,追索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之启蒙,魏源当之无愧矣!

六、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工业经济的影响

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起源于魏源的军事工业思想与有关民用工业的主张。在军事工业产生之前,中国没有工业经济,当然也就没有民族工业。明朝时资本主义经济在江南沿海地方有所萌芽,但没有成为规模,满族人入关后斩断了工业经济萌芽的发展之路,直到晚清才有再一次的萌芽。这种萌芽的思想启蒙则是魏源。洋务运动就是落实魏源思想结出的果子。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治维新,是中国近现代化的正式启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遭到国内太平天国起义与来自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出现了主张革新自强的“洋务派”与因循守旧的“顽固派”。洋务派的主要代表有恭亲王奕訢 、军机大臣文祥、地方总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创办了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开办了一批军事学校,培养大批近现代化的人才;开办翻译局,大量翻译外国资料;创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军事改革。这些活动,极大提高了当时中国的实力。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农历为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洋务运动的直接成果北洋舰队被消灭,中国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与之相伴而产生的中国民族工业与民族资本主义却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政治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物资力量与阶级基础。

洋务运动的出现、发展与魏源的启蒙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项运动基本上是按照魏源的思想在操作。

第一,魏源关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论述。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终结,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有志之士期望找到对付英国的办法,魏源是其中最明智者,他主张在广东虎门的沙角、大角分别修建造船厂、火器局(生产枪炮)。按照当时的价格,修1艘中号的轮船只要2万两银子,100艘则是200万两,每艘船配备士兵300人,100艘可组建一支3万人的水师,这样中国水师既可以与外国在海洋之中作战,同时外国的长技也被我们学会。这一思想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发轫。自己造轮船,魏源认为有六个好处:一是学会了造船技术,不再仰人鼻息,依赖别国。二是懂得了造船的成本,购买外国船只,或者维修不受他国欺骗。三是可以在虎门修建炮台等军事设施,对英国人起到震慑的作用。四是可以到海上搜缴鸦片,防止纹银外流。五是承平之时,可以用战船从海上运送暹逻米、吕宋米,台湾、苏、松、杭、嘉、湖之米。这一思想仍然是漕粮海运改革思想的体现,后来曾国藩、左宗棠在建造轮船、组建外洋水师时,就是继承了这一思想。六是建议在武举考试中设置水师一科,考试的内容“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目测航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柁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10]。魏源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洋务运动或清朝行政中基本上得到采纳。

第二,魏源关于发展民用工业的论述。魏源既注重军事工业生产,又重视民用工业的生产。他认为船厂不仅可以造战舰,而且可以造民用船舶。“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11]商人可以购买,长江、黄河等大河之上可以用来运送文报。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民用船只又可以帮助运送士兵、协助战舰。枪炮厂不仅可以制作枪炮,而且可以制作民用产品,像“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12]。此后民用工业的发展即基于此。

第三,允许民间资本开矿。这一思想后来得到左宗棠等人的继承与光大。左宗棠在陕甘时,在当地金矿的开采上,就允许民间开采,政府收税。曾国藩曾经论述这类工业,将来可以在湖南、湖北很多偏僻地方开设,都是基于魏源的认识。

七、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外交思想的影响

魏源之前无外交,魏源是中国近现代外交思想的奠基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既不知道西洋各国的情况,更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们。国家既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这方面的战略思想。后来,与外国人来往越来越多,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也就开始思考如何办理外交事务了。当时,外交用的是夷务、洋务。夷,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包含着对外国的轻视,看不起的意思,是一种以大事小的口气与办事风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后,在翰林院任职的曾国藩写信回家对他父亲说,国家赔偿了几百万两银子,以大事小,要是从此国家安宁了,就很好了。作为翰林的曾国藩还是这种语气与态度,其他的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魏源因为编纂《海国图志》的缘故,加上他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亲身经历了中国失败的惨痛历史,更有深切的体会,他站在防御侵略,国家自强的高度来思考与英国的关系,思考国家的出路问题,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制夷”的思想与战略。从外交的角度来讲,这应该是魏源外交思想基本原则,也是中国近现代外交思想的启蒙。

第一,守战策略。魏源说:“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3]意思是说,不能防守,怎么可以战胜?不能打赢敌人,又怎么可以和谈?采用守的战略,守得住自己的阵地,友邦才会服从我们的调度,帮助我们攻打敌国,这就是以夷攻夷。敌国来侵略,我们守得住,他们攻不进,友邦才会与我们合作,共同对敌。这样,就增强了我们与敌国谈判的筹码,取得谈判的胜利,这就是以夷款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付敌国的侵略,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守好自己的国土,不准敌人侵略;守不住打不赢,谈判桌上就做不了主,说不起话。落实这个思想的,整个清朝晚期只有一个人做到了。这个人是左宗棠。左宗棠一直主张先战后和、以战促和。在收复新疆、收回伊犁、天津教案事件处理以及中法战争中,他的这种思想得到充分的展现。

第二,以夷攻夷策略。即利用敌人的仇敌来对付敌人,这就是高明的外交艺术。《孙子兵法》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说:上等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人,其次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城池。魏源的这种利用敌人的仇国来对付敌人的外交思想,与孙武的伐交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魏源指出,英国的仇敌国有俄罗斯、佛兰西、弥利坚;害怕中国的附属国有廓尔喀、缅甸、暹罗、安南。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国家与中国、英国的关系,来对付英国。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从地中海进攻俄罗斯,被俄罗斯大败而归,英国占领印度后,最害怕俄罗斯与其争利。俄罗斯如果从黑海、里海出兵中西印度,争夺南印度孟迈、曼达喇萨的鸦片,那么英国就无法兼顾中国。廓尔喀是中国的附属国,曾经遭到英国的进攻,它也会同意与中国、俄罗斯一起攻打印度的英军,那样“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这就是以夷攻夷。

魏源以夷攻夷的战略思想与外交艺术,在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很好地利用与发挥,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以夷攻夷的策略,有了全新的发展。毛泽东将世界各国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一下就把和我们国家情况相同相似的国家联合在一起了。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很多站到中国这边来了,中国在联合国就有了支持者,很多事情也就能够联合他们一起对付英美等帝国主义。后来,这一外交策略又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占多数,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又可以联合更多的国家。这一策略使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有利位置。

当今我国的外交策略更加形式多样,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手段兼用,美国与亚太少数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而中国从容应对,与欧洲德、法、英等国经济合作,巩固金砖国家的关系,建立了开发银行,与俄罗斯合作的同时,也不失与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并与韩国等其他亚州国家搞好关系,搞得美、日措手不及。这种灵活的外交手法使得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处处受到牵制。研究这种外交手段,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也是包含着“以夷攻夷”之策。

第三,听互市的经济往来策略。加强与各国经济来往,就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14]。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大胆、超出常人的,也是超出清政府的政策的。清政府的政策就是不允许外国人来华做生意,即使破例允许,也是小范围的。而按照魏源这个思想,就是要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这是中国最早的市场经济思想。不过魏源的这个思想,也是有前置条件的,那就是禁止鸦片。禁止鸦片的办法是要求印度改种五谷,中国进口他们生产的粮食作物,同时进口他们的棉、米、呢、羽、铅、铁、硝、布等物资。利用税收调节进出口商品,减免米税,适当容许他们增加棉、米、呢、羽等税,以弥补鸦片损失。魏源所处的时代,要中国政府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是做不到的。一方面中国政府难以开放市场,魏源去世后10多年,日本人要求到上海等地做生意,清政府当时都是不同意的,后来日本越来越强大,加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员的思想逐渐开放,才允许他们在小范围做生意,再10年才允许他们与英、美等国人一样做生意。长江流域之武汉、安庆等港口城市也逐渐开放。清政府这样做,也是有他的苦衷的,既是为了保护本国百姓利益,也是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在起作用。同时要印度人不种鸦片也做不到。英国人在鸦片上获利丰厚,要他们放弃,就是要他们的命根子,怎么也不会同意。加上中国的贪官污吏与外国人勾结,从中渔利,更使得这样的措施实行不了。

但是,魏源的这种思想在我们当代却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这个体制已经建立起来,而且运行良好。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很多国家都乐意和中国做生意,而我国利用经济这个杠杆开发国际市场的方式方法,也更加成熟和灵活多样。 

参考文献:

[1]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下·治篇一》,岳麓书社,2004,第36页。

[2][3]同上。

[4]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古微堂外集卷三·海国图志叙》,岳麓书社,2004,第201页。

[5]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下·治篇五》,岳麓书社,2004,第49页。

[6]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古微堂外集卷三·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自序》,岳麓书社,2004,第249页。

[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六卷),岳麓书社,1996,第702页。

[8]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卷),岳麓书社,1996,第596页。

[9魏源:《魏源全集》(第四册),《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一·议守上》,岳麓书社,2004,第7页。

[10]魏源:《魏源全集》(第四册)《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岳麓书社,2004,第30页。

[11]魏源:《魏源全集》(第四册)《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岳麓书社,2004,第31页。

[12]同上。

[13]魏源:《魏源全集》(第四册)《海国图志原叙》,岳麓书社,2004,第1页。

[14]同上。

 

(本文原载2014年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魏源文化》杂志第二期,《邵阳日报》2014年10月连载,收录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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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玉柳,男,湖南新邵县人,大学本科,作家,文艺评论家、领导艺术研究家、湖南省方志专家,现任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二级调研员、邵阳文库编委会副主任,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原顾问、研究员。著有《向曾国藩学领导艺术》《秒杀》《左宗棠绝活》《邵阳湘军》等专著,发表各类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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